纪念“三线建设”60周年 上海人援建成都建筑五金厂口述史

成都建筑五金厂的原大门

胡开全在人民商场楼上访问张华妹

张华妹的退休证（提前退休）

张华妹，1938年生，1985年12月退休，岗位：成都建筑五金厂质检员。口述中四川话中夹杂着上海话的口音。

五金件示例

今年是“三线建设”决策60周年，我来龙泉驿已58年了。但当时我们还年轻，不太懂事，不是很理解三线建设。只是听说要支援三线建设，要抽一部分人到三线地区去。我所在的单位是上海大华盛具军工厂，厂名写的是军工厂，但实际是做铰链的。建筑五金厂的产品主要就是搭扣、铰链、合页、插销。

我老家在浙江绍兴，1岁时就随父母到上海打工，从未上过学，10岁就开始进厂当童工。父亲身体不好，有支气管炎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我家有6个兄弟姐妹多，我是老大，6、7岁我就去掐豆芽根根挣钱，还贴过照相格格，摇过纺车，这些是10岁前干的活。我10岁就进厂，进厂不久就解放了。这个厂在上海市长宁区，家就住在厂旁边，非常窄。到1966年我已经有4个孩子，丈夫原来是这个厂的，后来调到炼钢厂去了，属于街道社办企业。当时支援三线建设，我二妹支内到贵阳，比我先去几个月，两个弟子，一个大学生，一个中专生，两个都上过学。这时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厂里开了支援三线建设动员后，我就提出要求，先把丈夫调回我们厂，身份从集体所有转为全民所有，然后提出把家属都带上，即我们两口子，带4个娃娃，两个妹妹，以及父母，总共10口人，结果上级同意了，于是我们家成了上海来的职工家庭里面人口最多的。

成都这边建厂已经做了很多工作，1965年从成都市区武侯路水箱厂搬到龙泉镇，并修好了厂房一车间和宿舍，是建成投产最快的单位。当时还有银饰厂（一年后搬回成都，厂址后被无线电二厂所用）、闸阀厂、旭光厂等一起，按照成都建“小三线”布局也要遵照“进山、分散、进洞”的要求，先后搬到龙泉山边的龙泉镇。当时没有任何补助，就放假几天做准备，从上海出发，带了床和柜子，先坐了三天船到重庆，休息一天，再从重庆坐了三辆公交车，中途在内江休息一天，最后到达龙泉镇。1966年我们到的时候，厂已经建成。厂里照顾我们人多，给分了两套房子。上海三个厂（轧钢厂、铰链厂、插销厂）援建机器设备，以及28名正式职工，拖家带口来了上百人。宿舍为龙泉镇第一批楼房（同时还是第一家使用自来水和动力电的单位），三层高，中间楼梯，左右各5套，两栋共60套。我们到达后马上投入工作。

20世纪6、70年代，成都建筑五金厂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建筑五金生产单位，搭扣、铰链、合页、插销满足各单位房屋门窗、家具使用需要。品牌名为“虹”字牌，是畅销品牌，当时三线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五金件，生产任务很重，有力地支援了三线建设。

当时感觉上海工厂跟这边差距很大，这边厂里的人干活没有章法，这一下，那一下。上海是流水线作业，效率很高。我们来了之后，就把上海的成熟做法移植到成都建筑五金厂，后来又搞三连机、五连机，连续地提升本厂的生产效率。这样就形成进料，出坯，冲压，卷，上销，完成产品。但刚开始，工厂人不多，到知青回城安置工作，我们的职工队伍才扩大了规模，整体的生产才好起来。还搞了一些技术革新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我们厂受影响比较小，不像对面的无线电二厂那么活跃。我们厂的性质属于龙泉驿区国营工厂，区工业部部长曾经兼任厂长。这跟无二厂，旭光厂的性质不同，他们是市属企业。我们一车间（将卷材切料，冲压打眼）就在现在区政府停车场，80年代扩大规模，工厂效益好，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最辉煌，与旭光厂、口袋厂（编织袋厂）一并，是龙泉驿区的利税大户。水巷子下面河对岸是二车间建于70年代，还专门在驿马河上修了一座桥。石巷子（现万鸿城市花园）是三车间，建于80年代，规模超过一、二车间的总和，并建了新的宿舍楼，有职工几百人，我自己4个小孩都安置在厂里上班，很多区上干部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安置进厂工作。

城乡面貌和生活水平差别也很大。我1966年来的时候，月工资69元，我爱人72元。而成都本地职工只有2、30元，后来他们慢慢涨起来，而我们因为工资太高，不能涨，最后被拉平了。这也是当时我能把老人和妹妹一起带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两口子工资都高，我们都是自己开火做饭，开始还不适应烧蜂窝煤，因为在上海是烧煤球。我们口味清淡，偏甜口，到现在也不吃辣，可以吃些贝壳和螺，这在当时的龙泉镇还比较少见。用蓟菜包饺子，很香。当时觉得龙泉镇的人很奇怪，很多人头上都裹了白帕子，穿着土布衣服。街道很窄，物品不丰富，因为厂里有成都的职工，专门配有厂车进城，周六早上送，周一早上回。我们也时常乘坐到城里去购物，但我身体不好，乘车要晕车，吐得不得了，不太敢去。住在龙泉镇，感觉最好的要数水果，这边的水果比上海好太多，品质好，价格又不贵，鸡蛋也很好。

我48岁退休，当时是因为儿子（老三）生小孩，没有人带。之前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小孩，婆家那边有人带，但儿子的小孩没人带，我就提前退休来带小孩。子女主要结婚对象都是本厂职工，嫁出厂的不多，除非是非常优秀的对象。

退休后，先把孙子带到上小学，然后回上海乡镇企业打工5年，搞质检。当时还有个小插曲，乡镇企业老板开始对我不信任，想要年轻的，说让她干一个月就走人，最后我很硬气，到时间就让他们结工资。结果老板极力挽留，因为我虽然没有文化，但实践经验丰富，帮这个企业走上了生产正轨。三个月后，上级来检验企业生产质量，结果得了第一名，比上海城区企业生产的质量还好。我打工5年，挣的钱到龙泉镇中街换了一套房子。

胡开全在锦上城访问高秀玉

高秀玉的退休证（按时退休）

高秀玉，1936年生，1986年11月退休。先当了8年幼儿园老师，后来是冲压车间职工。上海口音比张华妹更浓，注重仪表，是当年在龙泉镇刮起一股“上海风”的代表性人物。

我来自上海天山新村，在幼儿园任教8年。丈夫曹样兴是钳工，在五金厂做模具，以及维修机器设备，他的技术很好，工厂能够连续生产，就靠他维护保养机器。当年支援三线建设，一方面响应林彪（中央）号召，东边有的，西边也要有一套，打起仗来才不怕。另外就是参加三线建设，政策允许子女可以不用去“支农”“支边”。当时在上海还听说工厂在一条河边，临近街道，生活购物都很方便（后来觉得受骗，还回去几个造反派讨要说法）。于是我们夫妇二人带了三个女儿，一家5口一起来。当时从上海出发，就带了一架可折叠的铁床，其他的家具都是厂里提供。我本是幼儿园教师，起初被分配到龙泉镇街上幼儿园，当时学校还是土墙，比较破烂，虽然教学语言是普通话，因小孩讲四川话，语言不通，听不懂孩子们的话，我自己讲的话，孩子们也听不懂。而且当时正值“文革”，社会秩序比较乱，遂申请回单位，改行进了冲压车间，结果一次开动机器，右手大拇指尖被打残，当时也不懂，没有申请评残。

我当年编制在幼儿园，工资30多元，但丈夫是70多元。我们上海人穿的确良衬衣，印花布衣服，而教师又比普通工人更讲究穿着，还注意发型，要烫发。但我们与当地人接触不多，一方面是语言不太通，另一方面是单位之间没有多少业务往来。对比上海和龙泉镇，上海那边穿着要好些，吃得也不错，就是住得窄，只有一间房，到了龙泉镇，就住套房，这是上海不能比的。我来时29岁，在搬迁职工中算是年轻人，主要是支援三线的技术骨干，厂领导还是以成都人为主。最后住满了60家人，有一些同事是住在成都市区。

厂里先期食堂开了两个品味，一个不辣，供应上海人，另外一个供应成都人。后来大部分上海人还是觉得不习惯，就选择自己烧蜂窝煤，开火做饭。当时一个人一个月只配一斤肉，钱只能买点糖，那时水巷子外驿马河上游的龙口井还在，厂里开始从河里抽水用，夏天还可以在河里游泳。后来发展了，又打了深井，把水抽到水塔里，铺设自来水管用水。我们也是龙泉镇第一家使用自来水的单位。

我们厂里人不算多，面积也不大，没有什么娱乐生活，就在宿舍后面空地喂鸭子和鹅，食堂小孩子还要去扯鹅草。厂里就发些工作服等劳保用品，偶尔发点荔枝等水果，当时是很稀奇的。1979年开始发奖金，还被人写大字报批评。但当年效益好，实际影响不大。我记得由于没有仓库，料，产品都摆在街边，下雨后就要生锈。

丈夫为了子女顶班，1984年就提前退休。那时的材料（卷材）是我丈夫从上海炼钢厂，或者武汉炼钢厂买回来，因为他熟悉那边的材料质量，以及机器的性能。由于厂里需要他维护机器，仍然返聘工作了10年，但返聘的工资不高。之后又到神仙树和峨眉打工。乡镇企业中的五金厂发展，全靠我们这种国营单位技术输出，反之，我们厂到20世纪90年代，就显得人数过于臃肿，产品成本高，利润薄，政策灵活性不足，效益下降，而且电镀工艺对驿马河造成污染。因为很多企业介入合页生产序列，五金厂受到冲击，最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破产。

我们上海同事中，有一些单身职工退休后回上海。我们打听过，三线建设有特殊政策，退休后回上海，如果工资比上海高，就保留原工资，反之，则拿上海的工资。前提是要有住处，可以投亲靠友，要有单位证明，但我们全家都在这里，而且两边的厂都不在了，开证明也麻烦，就没有考虑回上海。支援三线建设，我们也算是献了青春献终生，献了终生献子孙，全家都定居在了龙泉驿。

成都建筑五金厂在龙泉驿区创造了几个第一，建了第一批楼房，来了第一批上海人，第一个通动力电、自来水的单位，第一个建成投产的“小三线”，建立第一条生产流水线，第一批区上的利税大户。